1.地方高院审判经验的成文化

“价款比例法”是多地法院在长期审判实践中各自摸索、又高度趋同的技术方案。其脉络至少可以追溯至山东高院2011年《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鲁高法〔2011〕297号）：固定总价合同未履行完毕而解除的，按实际施工部分的工程量占全部工程量的比例，再按合同约定的固定价格计算已完部分工程价款——这是地方高院层面最早的明文之一。

北京高院2012年解答第13问创制了“按比例折算”的经典表述：由鉴定机构在相应同一取费标准下分别计算出已完工程部分的价款和整个合同约定工程的总价款，两者对比计算系数，再用合同固定价乘以该系数。

河北高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审理指南》第9条几乎逐字沿用北京口径，并进一步明确“当事人一方主张以定额标准作为造价鉴定依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10条配套了撤场交接证据与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第31条则限制发包人在第三方续建完工后以原承包人施工部分质量不合格为由拒付的抗辩。

江苏高院2010年审理指南第7条并行规定了“完工部分按定额核定、参照合同确定”与“已完工程量比例乘以固定价款”两种路径，2018年解答第8问在价款比例折算之外增设了衡平但书——工程仅完成一小部分、不能履行归责于发包人、因不平衡报价导致按固定价结算明显失衡的，可以据实结算。山东高院2020年解答第4条第（3）款规定：能确定已完工工程占合同约定施工范围比例的，以合同固定价为基础按比例折算；无法确定比例的，将争议部分工程造价委托鉴定。

湖北高院2013年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第32条则独树一帜，按停工归责区分处理：工程未完工系承包人原因导致的，按合同约定取费标准鉴定未完工部分、以总包干价扣减；系发包人原因导致的，按定额据实结算。

此外还有两地值得记录：广东高院2011年指导意见第5条曾规定以固定价为基础按已完工比例计算、主张定额标准不予支持，但该文件已于2020年底被整体废止；河南高院虽未出台专门文件，但其在发布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典型案例中明确：固定总价未完工程按定额计算价款的一般不予支持，应按已完工程量占总工程量的比例乘以固定总价。

相比之下，浙江等多数省份的高院指导文件仅有工程量增减的调整规则，未设未完工程比例折算的专门条款，相关争议依赖鉴定规范和个案裁量把握。

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比例法的地方谱系：以已完工程量占比为基础的“工程量比例”路径（山东2011、四川2015、重庆2016）与以同一取费标准下已完工程价款占比为基础的“价款比例”路径（北京2012、河北2018、江苏2018、川渝2022）两类路径，湖北按归责区分的“反向扣除＋据实结算”双轨方案则是重要的变体。

2. 国家及行业计价、鉴定规范的技术支撑

3.《解释（二）》对“价款比例法”的总结与升华

1.计价模式限定于固定总价

2.工程处于未完成状态

3.已施工部分质量合格

4.当事人对已施工部分价款无约定且协商不成

5.比例系数的确定基准具有法定指向

《解释（二）》第10条要求“参照合同订立时”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发布的计价标准、计价方法或工程建设领域相关规范确定比例。该时点规则意义重大：将比例确定锁定在缔约时的客观计价环境，使规则适用更具确定性。

最高法2026年发布的典型案例三，已为上述要件的适用作出示范：固定总价8900万元的工程解除后，鉴定机构参照当地计价标准分别算出已完工部分工程价款8100余万元与全部工程价款9700余万元，两者相除得出比例系数83.5%，再乘以固定总价确定已完工程价款。该案“既不机械适用固定总价，又尊重当事人的约定”的裁判说理，可作为第10条适用的标准范式。

比例法的核心环节是比例系数的确定。纵观各地规定，系数的计算基准存在两种技术路径，其计算结果可能产生显著差异，这也是理论界与实务界争议最集中的问题。

第一种路径是价款比例。北京高院2012年解答第13问、河北高院2018年审理指南第12条、江苏高院2018年解答第8问、川渝两院2022年联合解答第15问均采用这一基准：由鉴定机构在相同的取费标准下，分别计算已完工程部分的价款与整个合同约定工程的总价款，以前者占后者的比例作为系数，乘以合同固定总价。这一方法的逻辑在于还原固定总价的形成过程——当事人约定固定总价，通常意味着在定额预算价基础上确定了一定的下浮比例，以同一下浮比例还原已完部分的价款，最贴近缔约时的真实合意。其局限在于：若固定总价并非依定额等比下浮形成（例如双方直接协商的“一口价”），则“还原下浮率”的逻辑基础即丧失。

第二种路径是工程量比例。山东高院2011年审判纪要、四川高院2015年解答第25问、重庆高院2016年造价鉴定解答第11问采用这一基准：直接以已完工程量占全部工程量的比例作为系数，乘以固定总价。该方法的优点是计算直观、鉴定成本较低；其缺陷在于忽视了建设工程各施工阶段价值密度的差异——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阶段直接成本占比高、利润较薄，装饰装修与机电安装阶段单位工程量的价款含量与利润水平明显更高。承包人在土建阶段完成后退场与在装饰阶段完成后退场，适用工程量比例计算的结果可能产生实质性偏差，前者易致承包人应得利润被低估。有实务观点据此认为，该方法在存在不平衡报价的项目中难言周延。

《解释（二）》第10条选择了价款比例基准，并保留了方法弹性。条文要求确定的是“已施工部分工程价款占全部工程价款的比例”，即以价款比例而非实物工程量比例为基准；同时，条文明示系数可参照合同订立时的计价标准、计价方法或工程建设领域相关规范确定，并未限定必须对全部工程作完整定额组价。这一表述与北京、河北、江苏的成熟经验相衔接，也为个案中依项目计价特点选择系数计算方法保留了裁量空间。

我们应当认知到，无论哪种比例路径，都无法单独解决或回避比例法的最大软肋——过错归责与衡平修正。对此规范体系配置了双重修正机制：

其一，湖北纪要第32条式的“按归责区分”，在《解释（二）》之前即已存在，在国标层面正是GB/T51262—2017第5.10.7条（承包人违约→以总价扣减未完部分；发包人违约→按同期计价依据计算已完价款供判断）；

其二，江苏2018解答第8问式的“但书”——仅完成一小部分、归责于发包人、不平衡报价明显失衡时据实结算。

这两种修正机制与最高法公报案例（2014）民一终字第69号的精神一脉相承：确定未完工程价款“既不能简单地依据政府部门发布的定额计算工程价款，也不宜直接以合同约定的总价与全部工程预算总价的比值作为下浮比例”，而应“综合考虑案件实际履行情况……特别应当注重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和司法判决的价值取向等因素”。

由此可对比例法作出体系性解读：它是固定总价风险分配逻辑在合同履行断裂处的默认执行规则，而非不可动摇的强制规则；比例系数一旦与缔约预期、过错归责发生显著偏离，法院应依民法典第6条、第7条的公平与诚信原则进行衡平修正。

比例规则的有效运行，除计算方法外，还依赖三组程序性配套，即已完工程量的证据固定、质量抗辩的边界与质保金的处理，以下分别述之。

其一，已完工程量的证据固定与举证责任分配。比例系数的准确性取决于已完工程量认定的可靠性。四川高院2015年解答与河北高院2018年指南确立了共同的证明路径：优先依据撤场交接时签订的会议纪要、交接记录以及监理材料、后续施工资料认定；证据不足时，依据工程未能办理交接及未能完工的原因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发包人恶意驱逐施工方的，由发包人承担相应举证责任。《解释（二）》第15条进一步提供了程序保障：合同解除后承包人应及时移交施工现场与施工资料，当事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申请证据保全，及时固定施工界面。从争议预防的角度，撤场交接文件是此类案件中权重最高的证据，退场前的界面签认与影像留存应当作为项目管理的关键节点对待。

其二，质量抗辩的边界。未完工程纠纷中，发包人常以承包人已完部分质量不合格为由拒绝付款。河北高院2018年指南第42条对此抗辩设定了明确限制：后续工程已由第三方施工完毕且竣工验收合格的，发包人不得再以原承包人施工部分质量不合格为由拒绝支付已完工程价款，仅得按合同约定暂扣质量保证金，且暂扣期限最长不超过两年。其合理性在于：工程整体竣工后，再行检验前手承包人施工部分已不具备客观条件，此类抗辩的现实功能往往异化为拖延付款的手段。

其三，质量保证金的基数与起算。《解释（二）》第14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解除且工程未完工的，质量保证金的数额以承包人应得工程价款为基数计算，返还期限自承包人退场之日起算。该规则改变了以往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起算点的惯常做法，与未完工程不存在竣工验收程序的事实状态相契合，在保障发包人保修利益的同时，避免了承包人质保金被无限期占用。

价款比例法的规范演进，是固定总价交易安全与未完工程公平结算两项价值不断校准的过程。山东高院2011年审判纪要最早确立按工程量比例折算的规则；北京、河北、江苏逐步发展出以价款比例为基准的精细算法；2022年川渝联合解答将实践经验定型为“价款比例法”；湖北高院则依归责区分探索了另一条路径。《解释（二）》第10条将上述分散实践整合为全国统一规则，并与中标合同效力规则、无效合同折价补偿规则、固定价不鉴定规则、撤场交接规则、质保金返还规则相互衔接，形成了完整的规范体系。

对建设工程参与各方而言，这一体系提示了三层操作要点：缔约阶段，应在专用条款中预先约定合同提前终止时的结算方法，此为成本最低的争议防火墙；履约阶段，应妥善制作撤场交接文件，会议纪要、交接记录与影像资料不可缺位；争议阶段，应首先解决“依哪份合同结算”的问题，继而在固定总价框架内主张按价款比例计算已完工程价款，并以过错归责与显失公平作为必要的纠偏主张。价款比例法是固定总价合同在履行中断情境下的适用方式——以一条比例系数，维系缔约时的风险分配安排与工程实际履行状态之间的最后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