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之夜的银河鹊桥，承载着中国人千年来对于婚恋圆满的美好向往。在以馈赠传情达意的传统节日的浪漫氛围中，实则可能存在纠纷的隐患。

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婚恋赠与纠纷案例屡见不鲜：有男子向交往中的女友转账数十万元，双方虽谈及婚嫁，最终却未能登记结婚；还有女士在恋爱期间接受了男友赠送的名牌包、首饰以及多笔诸如“520、1314”等具有特殊寓意金额的转账，然而分手时却面临被要求返还的诉求。为何这些看似相似的财产给付行为，在法律层面的评价会截然不同？当以“爱”之名的赠与行为因婚恋目的未能达成而出现问题时，法律将如何对其性质与后果进行界定？本文将从法律定性、裁判规则以及举证逻辑三个维度，剖析以婚姻为目的之赠与纠纷在司法实践中的核心争议焦点。

以婚姻为目的之赠与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区别于一般无偿赠与的核心特征在于其目的性与依附性。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八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此类赠与中，“缔结婚姻”构成赠与行为的隐含生效前提，而“婚姻目的落空”则构成法定解除条件。法院在审理时，并非简单地将所有恋爱期间的给付都认定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而是会进行审慎的综合判断。结合现有司法实践，认定此类特殊赠与通常需要满足三个要件：

意思表示的特定性：赠与行为必须具有明确的婚姻指向性。这需要赠与人提供证据证明，在赠与发生前后，双方存在以结婚为目的的交往事实。例如，通过婚恋平台相识的记录、社交媒体聊天记录中频繁出现“结婚”“婚房”“彩礼”“见家长”等关键词，或双方亲友的证人证言，都可以作为证明婚姻目的存在的证据。

财产给付的突出性：赠与的财物价值通常远超日常交往中的一般消费水平。一笔高达数十万元的转账，或一套房产、一辆汽车的赠与，其性质显然不同于“520”“1314”等具有情感象征意义但价值不高的小额红包。法院会考量赠与金额是否与当地彩礼习惯、婚房购置等婚嫁筹备活动直接相关。例如，明确备注为“婚房首付”“彩礼款”的转账，或受赠人以结婚为由索取的大额资金，其婚姻目的性就非常突出。

因果关系的直接性：财产的给付与缔结婚姻的期待之间必须存在明确的因果链条。如果双方交往时间短暂，缺乏共同生活基础，一方突然给予另一方巨额财产，法官通常会推定该赠与的主要动机在于促成或维系婚姻关系，而非单纯的恋爱消费。反之，用于共同旅游、餐饮等维系感情的日常开销，则一般被视为普通赠与，赠与人要求返还一般不予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条件”无需双方以书面形式明确约定，法院可以根据双方的行为、对话内容、财产用途以及社会常理进行推定。

（一）重复起诉的判定：诉讼标的的实质性差异

（二）禁反言原则的适用：陈述一致性的合理边界

（三）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适用

此类纠纷的裁判结果，往往取决于举证责任的履行程度。赠与人需承担三项举证责任：一是婚恋目的存在的证据，如讨论婚嫁的聊天记录、相亲平台记录；二是财产给付事实，如转账凭证、收据等，需注明款项与婚恋目的的关联性；三是目的落空的证明，如对方明确拒绝结婚的意思表示等。

受赠人若主张系无偿赠与，需提供反证，如赠与人明确表示“无需以结婚为前提”的承诺、款项用于日常消费的记录等。若仅以“转账系自愿”抗辩，不足以否定附条件性质。

海量的司法案例启示我们，情到浓时的财产赠与更需理性护航，法律既不否定婚恋中财物赠与的善意，亦不纵容借婚恋之名的财产欺诈。建议恋爱中的双方对大额赠与注明用途，保留谈及婚嫁的沟通记录，避免模糊不清的财产往来。当情感落空时，这些痕迹将成为司法裁判区分情与法边界的重要依据。

愿每一份七夕馈赠，既能承载真挚情意，亦能经得起法律与时间的检验，让浪漫与理性在婚恋关系中并行不悖。